在早期东西方交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来到中国的首要目的虽然不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却不自觉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当然，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也不是为中国的读者准备的——是外国人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历史。
这些怀有特殊动机的传教士，被历史学家称为“异域之眼”。为什么要看中国？如何看中国？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是否可信？
教会的困惑：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为何如此发达？
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由来已久，尽管在历史时期，通过N道贩子的转手，诸如丝绸、陶瓷之类东方的商品长期流通于西方世界，但东方的中国究竟在哪里？中国人是何来历？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谜题。
在文艺复兴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里，中国的位置可谓扑朔迷离，有时候霸占了地图的东部，有时候只偏居拐角，有的世界地图还以大西洋作为中心，把中国一劈两半，分别放在地图的两边。直到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西方人才逐渐搞清楚了中国的位置。
1655年，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包括了一幅总图和15个省份图，是第一套较为真实和完整的中国地图集，它的主要作者，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中国的真相逐渐清晰，然而基督教会却因此陷入了困惑与迷茫。按照他们的基本理论，没有信仰上帝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民族。然而，与美洲印第安人截然不同，明末清初的中国并不落后，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欧洲还要先进。这些不信仰上帝，却有着先进文明的民族，在神的计划中吗？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历史纪年太长了，欧洲人发现，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诺亚方舟的大洪水之前。这下麻烦可就大了，如果中国人的历史是真的，那大洪水就是假的，进而推之，《圣经》的权威性也会受到质疑。
为了解决“变成了bug”的中国人和中华文明，走出中世纪不久的欧洲人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设想，一些在今天看来甚至是荒唐的。比如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华文明是古埃及文明迁徙发展而来的。法国科学院有一位院士，为了论证中国曾经是埃及的殖民地，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汉字是从埃及圣书体衍生而来的。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写了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故事，主线是把一位中国哲学家送回尼罗河畔的祖国。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也参与其中，撰写了一本世界年代史纲要，想要以此破除中国历史对《圣经》的冲击，可惜不太成功。
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有着不尽相同的动机，但其中一个共同目标，是把作为“他者”的中国，变成基督教世界内的一部分。如此这般，基督教的世界观才能建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让上帝解救中国人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就连当时的欧洲人也未必相信这些奇谈。比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他就对所谓“中国人起源于埃及”、“汉字源于埃及文字”的说法嗤之以鼻，对编造出这套故事的那位院士更是大加嘲讽。
欧洲人尚且唬不住，想要用这套说辞让中国人信教，又谈何容易！传教士们不避波涛，怀揣着传教的理想，万里迢迢来到东方，很快就发现他们的那套理论根本行不通，甚至连中国都进不去。
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借助开放海禁的机会，传教士们终于找到了新的办法。简而言之就是：变成中国人。
利玛窦是融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先在肇庆穿着佛教僧侣的长袍，宣传改良成佛经模样的天主教义。接下来，传教士们放弃了佛教徒的掩护，融入更主流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中，他们穿儒服、赞孔子，就连传教的文章也模仿儒学经典，文辞力求优雅。
通过亲近儒家的方式，耶稣会传教士更多以文人和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生活，虽然他们也传教，但同时扮演了天文学家、数学家、画家甚至火炮专家的角色。传教速度固然缓慢，不过久而久之，经过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到清朝初年，耶稣会传教士已经成功地融入中国上流社会，即便是雍正皇帝颁布禁教令之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仍然得到了清廷的优待。
《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与李之藻合作刊刻的世界地图。
传教士笔下的真实和扭曲
明末以来耶稣会士亲近儒教的发展策略，或许可以从圣徒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告诫中得到理解：“与犹太人在一起，成为犹太人，以战胜犹太人”，传教士们消弭自己与中国人的差异性，目的是润物细无声地开展传教。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欧洲人与中国人的差异性，传教士改换服装、学习汉语，他们还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尽可能走访更多的地方。
在此过程中，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增长了对中国的见识，也具备了为欧洲同胞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地理人物的能力。于是，在明末清初，一批由传教士撰写的，面向欧洲读者，旨在介绍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书籍出现了。
虽然传教士想要“化己为他”，但他们毕竟与中国人有着本质的差异，一些古人习以为常，未曾记载的事情，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会觉得颇为新奇，或者格外有用，于是记载了下来。
比如明末商品的假冒伪劣行为，明朝人身处其中，或许不以为然，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却颇为震惊。他专门记载了一个事例，有人出售鹧鸪，看起来是完整的，实际上早在暗处划开了口子，割去胸脯肉，塞进了别的东西。
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差异，也引起了这位传教士的兴趣。在北方，宴席的盘碟很大，分量也很足，却没有酒水。等吃饱了，菜都撤下去之后，仆人送来咸肉、口条等下酒菜，大家才开始正式喝酒。
而在南方，宴会的礼节比北方繁琐得多，盘子却比较小，菜肴的量也不大，但制作精致。南方的宴席从一开始就喝酒、聊天，等到上米饭的时候，仆人会把酒水撤下，标志着饭局进入尾声。
影视作品中的士大夫宴席
诸如此类的记载，当时的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但流传至今，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认知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受制于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层次，传教士的这双“异域之眼”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也不乏有理解错误的时候。而且，就算是“眼见为实”，在写作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所变化。
比如曾在清朝宫廷效力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向法王路易十四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康熙皇帝》，这本书后来在巴黎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主基调是赞扬康熙皇帝，在他的治理下，中国物阜民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
事实上，白晋的话不免过于夸大，比如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富人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粮，就能够获得官职。康熙年间为了用兵、赈灾，大开“捐纳”，给官僚体系造成了不小的问题。白晋却认为这种选官制度很值得学习，而且康熙帝筹措钱粮赈济灾民，表现出了作为一国之君的强烈责任感，更值得赞扬。
白晋看到的历史场景是有限的，他笔下的内容更是偏离了真实。但结合这本书的动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了。白晋写作这本书献给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推崇君主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白晋向路易十四献书，赞扬东方君主开明且英明的君主专制，其用意不言自明。
明末清初，诸如此类的传教士著作还有不少，许多都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启蒙学者了解中国历史，进而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制度的重要材料。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都曾以中国为例，赞扬开明君主专制的优点。传教士的记载，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至于这些记载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态度的改变与话语权的易势
雍正二年，清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各地教堂被官府取缔。约五十年后，远在欧洲的教宗发布敕谕，宣布解散耶稣会。尽管西方传教士并未完全离开中国，但活动空间基本上只局限于北京，以服务宫廷为主，人数也大大减少，能够向欧洲传回的信息更无法与往日相比拟。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已经逐渐不再需要来自传教士的消息了。随着航路的进一步开发与科技的进步，欧洲人的力量开始强力渗透到东方世界，并且最终在1840年轰开了大清的国门。在此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浪潮中，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成为列强的一项要求，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然而这一次，他们笔下的中国却没有前辈所描述的那么美好了。
从明末到清朝前期，在耶稣会士的描述中，中国可能存在不少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这个民族是有活力的，国家由文人精英管理，统治高效而有力。晚清以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更喜欢描述落后与愚昧的场景。
比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福建活动，着重记录了厦门溺婴的情况，说当地的溺婴比例竟然高达四成。还是在厦门，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目睹了中国的春节，声称在此期间法律会暂停，恶习被纵容，全民投入赌博的活动，整条街都摆满了赌桌。
诸如此类着重描述负面社会现象，并且夸大其词，甚至妖魔化的报道，在晚清以来传教士的笔下并不罕见。为什么清代前期的传教士对中国不吝溢美之词，晚清以后却恶言相加？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两波人不一样。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是先变成中国人，然后实现传教的目的，既然要“亲中国”，那么中国就必然不能太落后。而后期跟随炮舰而来的传教士，出发点就是向落后的中国传播“福音”，或者更直白得说，是来征服、教化落后的中国人，他们必然要充分论证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上帝的拯救。于是，同样一座城市，在清前期传教士的笔下热闹、雄伟、壮观，可在晚清传教士看来，却肮脏、阴暗、不适宜人类居住。
进一步思考差异性的文字的出现原因，中西方话语权的易势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传教士看来，中国或许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并不比西方弱，晚明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几次冲突，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到了晚清，情况彻底逆转，清朝屡战屡败，越败越惨。传教士带着文化优越感来到中国，即便是其中最善良的人，也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来拯救中国。至于中国人的感受、中国人的传统是否值得尊重，不仅外国人不在乎，就连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未必在乎。
- 文章
- 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