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宣教研究”，福音派面临着一种特有的悖论。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福音派而言，宣教的中心地位在圣经、神学以及实务中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许多圣经学院和神学院的一流“宣教研究”课程却已经把“宣教”一词从名称中除去。
宣教日渐重要，“宣教”这个名词却在“宣教研究”中被省去，在这种奇怪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三种影响：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急速增长。
圣经研究和神学研究越来越强调宣教的中心地位。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宣教研究可以带动整全的转化，也对此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增长
全球基督教的增长正在引起关注。 《伦敦每日电讯报》2014年4月25日的报道称：“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全球第一的基督教大国”。这样的新闻似乎验证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千年宣教的成功。 的确，许多神学院的宣教学院，如富勒神学院、阿斯伯利神学院、迪尔菲尔德的三一福音神学院，哥顿-康维尔神学院以及其他福音派神学院已然成为吸引第三世界福音派教会领袖和宣教学者前往求学的“磁铁学校”。这些来自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领袖和学者认识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曾经是宣教的对象，而如今那里的教会却处在了宣教和全球教会增长的前沿。
反之，这些全球领袖也为宣教研究和神学反思带入了全新的见解、观点以及革新。其中，“整全转化”这个观念被重点强调：“整全转化”主张应该整全地来看待宣教，宣教不是只局限于福音布道、教会植堂、或者关怀有需要者的慈善事工，宣教也应当应对来自各界的挑战，如教育、经济、发展、政治、国家建设、公正、和平，以及和解与和好。
不过，基督教在全球的这种增长以及在公共领域更广泛的参与也使得“宣教”一词在那些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地区被误解和歪曲。因此，重塑宣教的形象的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已经有许多学校在学校简介中把“宣教学院“改为了“跨文化研究学院”。
同时，宣教机构用首字母缩写的方法来命名自己的机构，努力摆脱他们西方殖民“宣教”的外衣，如：CMS是英国圣公会差会的缩写，SIM代表苏丹内地会，OCMS是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缩写。这种方法在那些禁止“宣教”或“宣教士”入境，或者不容易拿到签证的后殖民世界更是有帮助。
宣教的中心地位
然而，即使“宣教“一词被从宣教机构的名称上去除，宣教却有了具有影响力的圣经神学巨作。莱特博士（Christopher Wright）在《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一书中，把宣教从圣经和神学思想的边缘拉到了中心，并强调了整全宣教的重要。正如莱特博士在书中所指出的：一个健全的圣经神学 ”会看到 “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宣教的禾场“。
因此，只有看到神是“宣教的神“，我们才能理解神的神性、创造、基督以及救赎，才能让教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呼召。所以，健全的事工不是局限在教会的墙垣内，而是要面向外面的世界，参与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神学上来说，这引出了对神的“国度”或者神的“主权”的强调。神的这种主权既不是指在物质世界以外，也不是指将来的世界，而是指在现在的世界中，神通过祂的子民彰显出来的行动。不过，这种主权并不是要我们有天真的优越感，也不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强权的基督教国家，而是要代替陈旧的世俗主义以及随之产生的相对主义。
宣教作为推动转型的活化剂
在全球基督教以及圣经神学对“宣教”的反思中，宣教作为行动的观念成为了重要的部分。
传统的探究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第三世界基督徒领袖和宣教士们在解决类似传福音、经济不公等问题上的需要。
作为带动转型的媒介，他们正在尝试新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把他们的工作和活动领域变成了整全宣教的实验室。
传统的宣教研究一直强调的是宣教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科学或者宣教学。现在的宣教研究则开始融入“行动研究”和“实践者研究”。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在以前是被并到像教牧博士这样的“职业学位”，但现在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了：
这样的研究不是由对宣教漠不关心的的专家学者做的观察和分析，而是由宣教实践者对工场中的实践进行反思，以带来更有效的改进。
这些方法不仅为实际在参与宣教的人们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成果，而且会对宣教以及实际操作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虽然这些方法在神学院和世俗大学都遇到了阻力，但总体来说，实践者的研究进路(practitioner methodologies)在学院以及机构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些学院和机构希望运用良好的研究来改进他们的实际工作。
前景展望
行为和实践者研究在宣教中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引起了高等院校管理层的及时的注意，这种重要性也在分配研究经费时发挥了作用，欧洲以及北美的后现代学校会给已经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宣教研究予以经费支持。当然，传统学科在跨文化研究中的价值也不能因此被轻忽，这些传统学科包括：宣教历史、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社会科学以及圣经/神学研究。
然而，明智的研究机构会在传统宣教研究中加入对行为和实践性参与的关注，这点在英国和美国的普通大学里尤为如此，这些大学都日益面临着把圣经、神学以及神学系并入到世俗历史系的压力，而历史系本身也存在经费有限的压力。与新的行为实践研究模式合作会增强和充实传统的宣教探究模式，反之也亦然。这在日益不利的大学环境中，为两者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辩护。
宣教、宣教参与（mission engagement）和宣教教育不断发展中的认知也会极大改变福音派圣经学院和神学院的课程：
福音派与更多的传统神学院都需要培养老师，开发课程，才能全方位地来应对整全宣教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参与的教育需要。
那些比较倾向于被动反思，避开直接参与的神学、圣经、历史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教研人员，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第一线的宣教人员进行对话，这些宣教人员会就他们正在公共领域开展的实践参与寻求教研人员的意见。
这需要跨越专业，不受学科限制的进行更广泛的对话，从而建立有效的合作互利的交叉学科研究。
这在普通大学中类似圣经研究，神学以及历史的传统学科中更是如此。
经费的减少，加上对重点专业的关注，已经危及到历史系和神学系，更不用说是像“宣教历史”这样的专业了。
通过指出宣教历史与实际进行中的宣教行动的关联性，以及由于经费压力的缘故，限制了其对社会更广泛的影响，能够让人看到宣教历史系存在的必要。
更广泛的影响
宣教教育，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宣教教育会着重在整全转化、宣教的圣经神学中心地位以及结合转型变革的研究模式这几方面。西方社会在过去100年中日趋世俗化，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成长中的教会并没有将政治和信仰分离开来。这对宣教和传福音既有利又有弊，因为不仅要求建立基督教国家的呼声增加了，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犹太教国家以及印度教国家的呼声也增加了。
然而，不管规模的大小，对地区以及全球宣教的日益重视会给社会、政治、发展、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影响。作为这个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教会不仅要努力认识其不断变化中的身份、传递的信息以及宣教事工，也要运用这样的看见来更有效的为神的主权做工。
对宣教和整全转化的强调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重新思考的要求：
为了应对不断复杂的学科知识，现代大学需要提供专业的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专业化的教育方式会继续下去。
然而，对整全转化的强调则有益于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发展。
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不必要进行这样的学科融合，但是就宣教和基督徒参与而言，这却代表着巨大的机会：
一方面，基督教及其相关专业常常被限制在了圣经、神学、宗教以及历史这些资源比较匮乏的学科中。由于这样的限定，相关研究与分析很容易会因为被认为与大学其他学科以及与整个社会没有多大关联性而被忽视。
但另一方面，全球基督教又很难被忽视，而且它的影响巨大。
《每日电讯报》那篇关于中国基督教增长的文章一出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就进行了反驳。正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全球基督教以及宣教带来的影响一样，世界上大多数的非西方国家也注意到了这点。但是，在哪里可以为我们最好地来解读这种影响？是在世俗宗教还是在历史或者社会科学系，亦或是在一个拥有资源，拥有参与全球宣教和事工的基督徒学者经验的研究机构中？
回应
在这段宣教教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间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基督徒学者们所作出的贡献将会为我们提供一笔非常宝贵的知识、智慧以及有效实践的资源。想要得到这些资源的研究中心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不过，要得到这笔多样化的资源，就必须越过西方大学泛滥的肤浅，多文化，追求政治正确的包容，而确保这种全球多样性的理念成为包括管理层、教职员工以及学生在内的整个研究机构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
- 文章
- 托马斯. 哈维（Thomas Harvey）：英国牛津宣教中心的教务主任。1997－2008年在新加坡的三一神学院任系统神学资深讲师。